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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价值理性的贫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整体生存ღ✿。继续回避价值理性问题ღ✿，指望靠工具理性就能将我们引出困境ღ✿，其结果必然是“文明史”将因“无明”而告终ღ✿。

　　人类一方面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ღ✿，理论上养活全球人口了无问题ღ✿；而另一方面ღ✿，全球有10亿人口陷于饥饿ღ✿，对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束手无策ღ✿，只能诉诸自己个人的“绝食”ღ✿。

　　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时代ღ✿，“全球化”势如破竹ღ✿，“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圣经”ღ✿，不料一个小小的“次贷危机”演化成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ღ✿。鉴于上世纪30年代类似危机的严重后果ღ✿，各国政府不惜饮鸩止渴ღ✿，靠滥发货币使几乎要螺旋坠落的经济“飞机”勉强抬头ღ✿。可还来不及欢呼ღ✿，又出现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ღ✿，并导致了暴力示威ღ✿。这危机已呈现出扩散的征兆ღ✿，直接危及欧元体系的存在ღ✿。

　　“全球化”的另一个收获就是恐怖主义ღ✿。“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币游国际appღ✿，美国的媒体曾发问ღ✿：他们是谁？他们为何如此憎恨我们？但这种反思很快就被麦卡锡般的狂热压倒ღ✿，在获得几乎是全民支持的情况下ღ✿，小布什政府出兵占领阿富汗ღ✿、伊拉克ღ✿。至今阿富汗ღ✿、伊拉克仍陷于战乱ღ✿，恐怖主义却悄然蔓延开来ღ✿，看不到消退的迹象ღ✿。

　　20年前ღ✿，全球还在憧憬“和平红利”ღ✿，而现在正在走向新的军备竞赛ღ✿，其推动者正是高呼Change上台的奥巴马ღ✿。五角大楼2月初公布的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ღ✿，美军准备发展一种新式常规拦截导弹ღ✿，名为“即时全球打击”ღ✿，从美国发射ღ✿，能在1小时内击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区的目标ღ✿。这样ღ✿，从依赖核威慑的“恐怖的和平”迈向了可用于大规模实战的军备体系ღ✿。这刺激着所有相关国家发展军备ღ✿。

　　环顾国内和全球ღ✿，到处都能看到盛世辉煌下尖锐的对立ღ✿，都能看到应力的迅速ღ✿、大规模聚集ღ✿。这迫使人们思考ღ✿：人类到底是更文明还是更野蛮？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

　　学者们通常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称为“文明史”ღ✿，将“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个阶段ღ✿。在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视野里ღ✿，这种分化主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阶段ღ✿：蒙昧时代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ღ✿；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ღ✿，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ღ✿；至于文明时代ღ✿，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ღ✿，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ღ✿。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ღ✿，人类无疑是群居动物ღ✿，这个“群”就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利益共同体ღ✿。在野蛮时代ღ✿，这个“群”基于亲缘ღ✿，人们生存于部落中ღ✿，部落往往由几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组成ღ✿。

　　人们的社会认同其实就是对家庭和大家族的认同ღ✿。每个部落往往是独立的ღ✿、自给自足的社会ღ✿。部落间往往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无人地带ღ✿，相互间交往甚少ღ✿。随着人口的增加ღ✿，部落的扩张ღ✿，相邻部落间的距离渐渐缩小ღ✿，但由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ღ✿，相邻部落间的往来与交换缺乏动力ღ✿。春秋时代的老子ღ✿，记录下了当时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记忆ღ✿：“鸡犬之声相闻ღ✿，民至老死不相往来”ღ✿。

　　在这样的社会中ღ✿，个人的利益融于共同体利益之中ღ✿，伤害一个人就等于伤害了整个共同体ღ✿，摩尔根发现ღ✿，在印第安人氏族中ღ✿，“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ღ✿，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ღ✿；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ღ✿，不论酋长或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ღ✿；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ღ✿。自由ღ✿、平等ღ✿、博爱ღ✿，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ღ✿，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ღ✿，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ღ✿，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ღ✿。这就可以说明ღ✿，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ღ✿。（摩尔根《古代社会》）

　　印第安人社会的公共事务决策机制是氏族的议事会ღ✿，“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恩格斯《家庭ღ✿、私有制和国家起源》）ღ✿。对这样的社会结构ღ✿，恩格斯感叹道ღ✿：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ღ✿、宪兵和警察ღ✿，没有贵族ღ✿、国王ღ✿、总督ღ✿、地方官和法官ღ✿，没有监狱ღ✿，没有诉讼ღ✿，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ღ✿。

　　“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ღ✿，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ღ✿，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ღ✿，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ღ✿，可是ღ✿，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ღ✿。一切问题ღ✿，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ღ✿，在大多数情况下ღ✿，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ღ✿。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ღ✿，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ღ✿、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ღ✿。”（同上）

　　事实上ღ✿，类似的社会制度在亚洲ღ✿、非洲ღ✿、欧洲普遍存在过ღ✿，它们的遗迹曾存在了很久ღ✿，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ღ✿。在中国币游国际app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商ღ✿，它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了甲骨文ღ✿。张秉楠考证了殷墟卜辞ღ✿、《尚书盘庚》ღ✿、《尚书洪范》等文献ღ✿，发现在那个时代ღ✿，贵族会议ღ✿、族众大会在公共事务决策中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张秉楠《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ღ✿。《尚书洪范》描述了商代统治者的抉择原则ღ✿：当决策有疑时ღ✿，应从四个方面获取信息ღ✿，包括ღ✿：统治者自己的判断ღ✿、占卜（龟ღ✿、筮）ღ✿、贵族（卿士）ღ✿、族众（庶人）ღ✿，并具体给出了综合不同来源信息的规则ღ✿。

　　“掌外朝之政ღ✿，以致万民而询焉ღ✿。一日询国危ღ✿，二日询国迁ღ✿，三日询立君ღ✿。”（《周礼秋官小司寇》）

　　就是说国家遇到战争危险ღ✿、迁都及立君这类大事时ღ✿，都要召集“万民”来征求意见ღ✿。这类民主决策机制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ღ✿，如ღ✿：侗寨的 “鼓楼议事”ღ✿、苗族的“议榔”ღ✿、羌族的“议话坝”ღ✿，都是由族众平等讨论ღ✿，决策公共事务ღ✿。

　　当今的学者们ღ✿，就民主是否为“普世价值”争得不亦乐乎ღ✿。而史实告诉我们ღ✿，民主是一种公共事务决策机制ღ✿，这种机制运行的前提是ღ✿：参与者有共同的根本利益ღ✿。所以ღ✿，文明时代之前的民主机制ღ✿，只在氏族ღ✿、部落ღ✿、部落联盟内运行ღ✿，而对外通常靠谈判或战争解决问题ღ✿。

　　随着社会的分化ღ✿，把握公共事务权力而又有共同根本利益的群体日渐缩小ღ✿，民主机制的运行范围自然日渐收缩ღ✿。这一趋势在先秦时期尤为明显ღ✿，到了韩非的时代ღ✿，不但诸侯ღ✿、大臣的利益已与君主对立ღ✿，连王子ღ✿、后妃都与君主显出利益对立的态势ღ✿。“《春秋》之记臣杀君ღ✿、子杀父者ღ✿，以十数矣ღ✿。”君主成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ღ✿，他只能依靠“独视”ღ✿、“独听”ღ✿、“独计”ღ✿、“独断”来维持统治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这样的社会背景催生了韩非的理论ღ✿。这个理论追求“事在四方ღ✿，要在中央ღ✿，圣人执要ღ✿，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ღ✿，对君主而言ღ✿，达到这一境界必须倚仗法ღ✿、术ღ✿、势ღ✿。与韩非理论相应的是郡县制ღ✿，这种制度下ღ✿，权力自上而下委任ღ✿，各级官员均必须且只须向上负责ღ✿，而这棵权力之树的总根则是君主ღ✿。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ღ✿、狂暴的享受ღ✿、卑劣的名利欲ღ✿、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ღ✿、文明的阶级社会ღ✿；最卑鄙的手段（偷盗ღ✿、强制ღ✿、欺诈ღ✿、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ღ✿，把它引向崩溃ღ✿。而这一新社会自身ღ✿，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ღ✿，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ღ✿。（恩格斯《家庭ღ✿、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史实告诉我们ღ✿，“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ღ✿，靠从社会吸取资源而锦衣玉食ღ✿。为了使这种寄生关系得以长存ღ✿，“国家”必须认真处理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ღ✿。两千年的历史ღ✿，从某种角度看ღ✿，就是“国家”探索自己行为边界的历史ღ✿，包括汲取哪些资源ღ✿；汲取多少ღ✿；用什么方式汲取ღ✿；作为交换ღ✿，需要为社会做些什么ღ✿。

　　在韩非的著作中ღ✿，最显著的心态是“提防”群臣ღ✿、子孙ღ✿、姬妾无不在需要提防之列ღ✿，因为他们生存在国家机器内部ღ✿，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君主的地位ღ✿。然而在此之外ღ✿，韩非还对“商”倍加提防ღ✿，韩非视商人为“五蠹”之一ღ✿，用“本”ღ✿、“末”概念来分析农商关系ღ✿，认为“农本商末”ღ✿，主张“重本抑末”ღ✿、“重农抑商”ღ✿。

　　传统上通常将西方文明入侵以前的中国经济称为“自然经济”ღ✿，这种认识有些粗糙ღ✿。事实上在中国分工很早就出现并发展了ღ✿。《周礼天官冢宰》记“大宰之职”之一是ღ✿：

　　“以九职任万民ღ✿：一曰三农ღ✿，生九谷ღ✿。二曰园圃ღ✿，毓草木ღ✿。三曰虞衡ღ✿，作山泽之材ღ✿。四曰薮牧ღ✿，养蕃鸟兽ღ✿。五曰百工ღ✿，饬化八材ღ✿。六曰商贾ღ✿，阜通货贿ღ✿。七曰嫔妇ღ✿，化治丝枲ღ✿。八曰臣妾ღ✿，聚敛疏材ღ✿。九曰闲民ღ✿，无常职ღ✿，转移执事ღ✿。”

　　可见那时就有了相当系统的分工ღ✿，工业ღ✿、商业都已开始萌发ღ✿。《周礼考工记》（多数学者认为系齐国稷下学宫学者编纂）ღ✿，则记录了工业内部的分工ღ✿，包括木工ღ✿、金工ღ✿、皮革工ღ✿、染色工ღ✿、玉工ღ✿、陶工等6大类ღ✿、30个工种ღ✿。

　　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ღ✿，商业必然发展起来ღ✿。对工ღ✿、商业的分工ღ✿，周人已有清楚的认识“工攻其材ღ✿，商通其财”ღ✿，并意识到专业化的意义“业而分专ღ✿，然后可以成治”ღ✿，农ღ✿、工ღ✿、商三业是社会治理的基础ღ✿，“商不厚ღ✿，工不巧ღ✿，农不力币游国际appღ✿，不可成治”ღ✿。（《逸周书程典》）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社ღ✿，“这一时期的商人按照村社组织的形式存在ღ✿，以家族为单位ღ✿，主要为奴隶制国家及各级奴隶主贵族服务ღ✿。”这就是“工商食官”制度ღ✿，工商业依附于官家ღ✿。（朱红林《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6卷第1期）

　　事实上ღ✿，在先秦典籍中ღ✿，工ღ✿、商往往并列ღ✿。名相管仲将齐国分为21个乡ღ✿：“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ღ✿，其中“工商之乡六ღ✿，士乡十五”（《国语齐语》）ღ✿，可见工商业约占近三成的劳力ღ✿。

　　随着村社结构的瓦解ღ✿，商人渐渐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ღ✿。孔子的门生子贡曾经经商于曹ღ✿、鲁两国之间ღ✿，富致千金ღ✿，“结驷连骑ღ✿，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ღ✿，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ღ✿。商人不但聚集了巨额财富ღ✿，还深深地卷入了官场事务ღ✿，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吕不韦ღ✿。

　　于是ღ✿，社会的高层出现了官ღ✿、商两股势力ღ✿。官依仗暴力统治社会绿巨人3.2永久破解版ღ✿，而商倚仗财富同样可能统治社会ღ✿。西汉文帝时的晁错观察到ღ✿，当时已经是ღ✿：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ღ✿，小者坐列贩卖ღ✿，操其奇赢ღ✿，日游都市ღ✿，乘上之急ღ✿，所卖必倍ღ✿。故其男不耕耘ღ✿，女不蚕织ღ✿，衣必文采ღ✿，食必梁肉ღ✿，亡农夫之苦ღ✿，有仟佰之得ღ✿。因其富厚ღ✿，交通王侯ღ✿，力过吏势ღ✿，以利相倾ღ✿，千里游敖ღ✿，冠盖相望ღ✿，乘坚策肥ღ✿，履丝曳缟ღ✿，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ღ✿，农人所以流亡者也ღ✿。今法律贱商人ღ✿，商人已富贵矣ღ✿；尊农夫ღ✿，农夫已贫贱矣ღ✿。”

　　在现实中ღ✿，财富的生产者早已受制于财富的转移者ღ✿。对帝国而言ღ✿，其后果是严重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ღ✿，农人所以流亡者也”ღ✿，而农人流亡意味着天下大乱ღ✿。官方习用的手段是法律ღ✿，然而与商业手段相比ღ✿，法律显然是乏力的ღ✿：“今法律贱商人ღ✿，商人已富贵矣ღ✿；尊农夫ღ✿，农夫已贫贱矣ღ✿。”

　　显然ღ✿，早在先秦ღ✿、西汉时代ღ✿，中国的精英集团就意识到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ღ✿：财富控制权力ღ✿，还是权力控制财富？作为官方ღ✿，选择重农抑商就不可避免了ღ✿。但事实上ღ✿，官家又离不开商人ღ✿。一方面ღ✿，官僚体系根本不是一个适于经商的体系ღ✿，客观上需要有一个高效率的系统来完成社会的交换ღ✿；另一方面ღ✿，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ღ✿，结交商贾ღ✿，借此敛财ღ✿，方能有效地完成其“自我实现”ღ✿。

　　于是ღ✿，官商之间既争斗ღ✿、又勾结的局面贯穿着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ღ✿。而作为人口多数的财富生产者ღ✿，其生存的全部意义ღ✿，仅在于为这两个集团贡献财富ღ✿。

　　商业发展的初期ღ✿，是以物易物ღ✿。当需要交换的品种有限时ღ✿，尚无大碍ღ✿。随着分工的深化ღ✿，需交换的品种增多ღ✿，以物易物渐不可行ღ✿，对货币的需求出现了ღ✿。货币的本来功能是交易媒介ღ✿，它简化交换过程ღ✿，降低交易成本ღ✿。由于任何商品都可以也必须用货币来衡量ღ✿，货币成了“一般等交换价物”ღ✿。

　　“一般等交换价物”的出现使人们的财富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ღ✿。表征财富的不再是粮食ღ✿、牲口等具体的ღ✿，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ღ✿，而是既不能吃ღ✿，又不能喝的货币ღ✿。因为用它可以随时交换所需的任何商品ღ✿。于是追逐货币积累就成了追逐财富者的必然选择ღ✿。晋人鲁褒注意到ღ✿，在他那个时代ღ✿，钱已经成为“神物”ღ✿：

　　“由是论之可谓神物ღ✿。无位而尊ღ✿，无势而热ღ✿，排朱门ღ✿，入紫闼ღ✿。钱之所在ღ✿，危可使安ღ✿，死可使活ღ✿；钱之所去ღ✿，贵可使贱ღ✿，生可使杀ღ✿。是故忿诤辩讼ღ✿，非钱不胜ღ✿；孤弱幽滞ღ✿，非钱不拔ღ✿；怨仇嫌恨ღ✿，非钱不解ღ✿；令问笑谈ღ✿，非钱不发ღ✿。”（鲁褒《钱神论》）

　　其作用甚至远超出一般消费品的使用价值ღ✿，成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必要因素ღ✿，甚至能颠覆官场的位势ღ✿：“无位而尊ღ✿，无势而热”ღ✿。“钱之所在ღ✿，危可使安ღ✿，死可使活ღ✿；钱之所去ღ✿，贵可使贱ღ✿，生可使杀”ღ✿。这不正是令哈耶克神往的“财富控制权势”吗？

　　从消费的角度看ღ✿，任何商品存储量远超过消费需求都是不合算的ღ✿，因为一方面是存储的成本ღ✿，一方面是递减的效用ღ✿。于是对任何消费品的追求都是有限的ღ✿。而货币本身没有使用价值ღ✿，“珠玉金银ღ✿，饥不可食ღ✿，寒不可衣”(《汉书食货志上》)ღ✿，但它可以交换任何一种商品ღ✿，甚至可购买社会地位ღ✿。于是人们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ღ✿。

　　正是这种无止境追求ღ✿，使货币脱离了早期“交易媒介”的工具性地位ღ✿，有了自己的灵魂以钱生钱ღ✿，将本求利ღ✿。它追逐的不再是任何具体的商品ღ✿，而是货币本身ღ✿，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ღ✿。于是货币有了新的身份资本ღ✿。

　　由是观之ღ✿，子贡币游国际appღ✿、吕不韦ღ✿、白圭ღ✿、范蠡等就是中国早期的资本家ღ✿。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ღ✿。然而ღ✿，直到1949年ღ✿，国民的89.36%还是农民ღ✿，基本上是自产自用ღ✿，自给自足ღ✿，仅油盐酱醋ღ✿、铁器布匹等不多的产品需要购买ღ✿。作为资本的货币ღ✿，它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还远未清晰地展示出来ღ✿。人们讨论货币更多的还是在交易媒介的框架之下ღ✿。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费雪公式ღ✿，其隐含假设就是ღ✿：货币是交易媒介ღ✿。直到20世纪70年代ღ✿，“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还基于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ღ✿，倡导央行的货币发行应遵循“货币数量规则”ღ✿。

　　作为交易媒介的“一般等价交换物”ღ✿，逻辑上应有自身的价值ღ✿。且它的“票面价值”应与其自身价值大体相当ღ✿。自唐到明ღ✿，我国的货币主要是铜钱ღ✿，人们早已发现“钱重则私销ღ✿，钱轻则私铸”ღ✿，当铜钱的面值高于铜材时ღ✿，民间就会铸钱牟利ღ✿，反之就会销钱铸器ღ✿。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ღ✿。两宋时期ღ✿，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面值ღ✿，结果民间大量销钱铸器ღ✿，此类记载在两宋文献中不胜枚举ღ✿。连笔者都体验过类似的局面ღ✿，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ღ✿，就有人搜集硬币ღ✿，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ღ✿，搞得硬币奇缺ღ✿。

　　这类靠自身价值立足于市场的货币ღ✿，本身就是被追逐的对象ღ✿。研究货币史的学者们发现ღ✿，宋代无论是官家还是富商大贾ღ✿，“具有积贮铜钱的惊人偏好”（葛金芳ღ✿、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ღ✿，《湖北大学学报》ღ✿，2008年2月）ღ✿。这些被积贮的铜钱ღ✿，退出了流通领域ღ✿，导致交易媒介的匮乏ღ✿，中唐至明中叶屡屡发生“钱荒”ღ✿，尤以两宋为甚ღ✿。

　　可见ღ✿，“足值货币”与“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内在的冲突ღ✿。作为“交易媒介”ღ✿，它需要在经济体中不断地流通“通货”ღ✿，而作为财富本身ღ✿，它将被囤积ღ✿，这势必使基于“交易媒介”假设的费雪公式失效ღ✿。

　　宋代民间创造的“交子”ღ✿，是以铜钱为本位的纸币ღ✿，用它可以足额兑换票面标定的铜钱ღ✿。这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ღ✿，承诺以固定的比率兑换黄金ღ✿。所以那时的美元被称为“美金”ღ✿。显然ღ✿，“交子”的流通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ღ✿。这提示我们ღ✿，作为交易媒介的本质特征是信用ღ✿。后来官方仿“交子”发行了“会子”（又称“楮”）ღ✿，但官方显然不那么在意信用ღ✿：

　　“官之予民者必以楮ღ✿，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ღ✿。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ღ✿，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

　　“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ღ✿，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ღ✿，而徒易以楮ღ✿，至则发纳上供ღ✿，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ღ✿。”（《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向民间支付时用“会子”ღ✿，而征取于民时却只要现钱ღ✿。结果ღ✿，发行者自己都不要的“会子”ღ✿，只能不断贬值ღ✿。当时的叶适ღ✿、戴埴等人就反对发行“会子”ღ✿，认为“楮币久远必败”ღ✿，他们其实是意识到ღ✿，官家不可能为了信用而严格约束自己的发行冲动ღ✿。

　　可见ღ✿，从交易媒介的角度看ღ✿，货币的本质特征是信用而非价值ღ✿。然而ღ✿，货币体系的信用ღ✿，归根结底须建立在真实财富的基础上ღ✿，即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应与真实财富的增长持平绿巨人3.2永久破解版ღ✿。但是ღ✿，逐利资金资本的存在和积累ღ✿，使之成为不可能ღ✿。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对货币的无止境追求ღ✿，“以钱生钱”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ღ✿。资本拥有者判断一项投资的价值ღ✿，仅在于获得利润的大小及相应的风险ღ✿。众多资本家理性操作的整体效应ღ✿，是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通过利润这个环节转化为资本以钱生钱的货币ღ✿。笔者已在《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中ღ✿，基于统计数据ღ✿，系统分析了这一机制ღ✿，这里就不重复了（见《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ღ✿。

　　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ღ✿，其核心功能是流通币游国际appღ✿，流通速度越快ღ✿，其效能越高绿巨人3.2永久破解版ღ✿。在流动速度稳定的条件下ღ✿，价格稳定的基础是ღ✿：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同步增减这就是费雪的理论ღ✿。而作为资本的货币ღ✿，其核心功能是以钱生钱ღ✿，其效能指标在于其膨胀速度ღ✿。这是资本家决策的核心目标ღ✿，而与真实财富无关ღ✿。

　　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ღ✿，作为资本的货币起着主导作用ღ✿，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只扮演着货币循环中的局部功能如采购原材料ღ✿、支付工资ღ✿、购买消费品等等ღ✿。而所有这些行为ღ✿，从经济全局看ღ✿，都服务于（因而必然受制于）资本利润极大化的总目标ღ✿。

　　这一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ღ✿，逐利资金必然因自己的内在性质呈指数扩张ღ✿，不可能受制于真实财富的增长ღ✿。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遵循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ღ✿，根据真实财富存量来规范货币发行总量ღ✿，其后果必然是ღ✿：用于交易媒介的货币日趋不足ღ✿，导致实体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ღ✿，经济势必陷入衰退ღ✿。其根源在于利润极大化机制持续地将货币从交易媒介转化为资本逐利资金ღ✿。于是货币发行总量中能扮演交易媒介的部分日渐萎缩ღ✿。如果强制货币发行总量对应于真实财富ღ✿，必然导致交易媒介相对于真实财富日趋不足ღ✿，其外在现象就是“有效需求不足”ღ✿。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的“货币数量规则”ღ✿，在各国均告失败ღ✿，其根源即在于此ღ✿。可见各国央行的货币发行必然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ღ✿，而在其货币构成中ღ✿，追逐以钱生钱的货币必将超过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ღ✿。

　　然而ღ✿，资本家们之所以愿意囤积这样的货币ღ✿，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货币可兑换真实的财富ღ✿，即使面对货币贬值ღ✿，他们的理性追求也只能是ღ✿：让自己追逐货币的速度超过货币贬值的速度ღ✿，以保证自己对真实财富的控制力继续增长ღ✿，至少不要缩水ღ✿。

　　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和央行间的相互作用ღ✿，以稳定币值为核心职能的央行绿巨人3.2永久破解版ღ✿，本能地倾向于控制货币发行量ღ✿，而资本家的逐利本能却迫使央行增发货币ღ✿。在资本家的压力和稳定币值要求的夹攻下ღ✿，央行希望由财政发行国债来缓解社会上的流动性不足ღ✿。而国债本质上是政府欠资本家的债（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商业银行这个中介ღ✿，但实质不变）ღ✿，是要还本付息的ღ✿。于是变成了政府替资本家赚利润ღ✿。而政府赚钱效率不佳ღ✿，正是主流理论家主张私有化的重要论据ღ✿。于是主流理论界里充满了关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聒噪ღ✿。

　　事实上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资本家要赚利润的事实ღ✿，从而不能改变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日渐失衡的大趋势ღ✿。直接服务于逐利资金的学者显然比学院派的书呆子们更能冷静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ღ✿。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ღ✿，据称“日薪一万”的高善文ღ✿，早在2006 年4月7日的主题报告《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中ღ✿，就对“资产”作出了自己的定义ღ✿：

　　“讨论资产重估首先需要讨论什么是资产ღ✿，对资产进行准确的定义无疑非常困难ღ✿，但其相当重要的一个属性是其供给曲线相当陡峭(如果不是完全垂直的话)ღ✿，而实体经济的重要特征在于其供给曲线在长期内是完全平坦的ღ✿。例如古董(或者市中心的土地)的供应曲线几乎是垂直的ღ✿，而钢铁ღ✿、汽车等的供应能力很容易复制出来ღ✿。同样地ღ✿，如果短期内股票的供应可以高速增长ღ✿，其重估的压力将相当小ღ✿。”（高善文《货币过剩与资产重估》）

　　所谓“供给曲线陡峭”ღ✿，意指即使大幅度提高价格ღ✿，也无法明显增加供应ღ✿，这就是“稀缺性”ღ✿。按照学院派的定义ღ✿，资产的属性在于“可盈利性”ღ✿，而高善文将资产定义为“稀缺性”ღ✿。这一转变意义深远ღ✿，它昭示人们ღ✿，资本家群体已经意识到ღ✿，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ღ✿，靠生产与供应获利ღ✿，已经日渐渺茫ღ✿；当今正确办法是ღ✿，尽量抓牢不易贬值的东西ღ✿，让通胀之虎在吞噬自己之前ღ✿，先被别人喂饱ღ✿。

　　于是这些年好一个“炒”字了得ღ✿。从煤矿ღ✿、铁矿ღ✿、稀土ღ✿；到土地ღ✿、山林ღ✿、房产ღ✿；到股市ღ✿、债市ღ✿、期市ღ✿；到钱币ღ✿、邮票ღ✿、古玩ღ✿、黄金ღ✿；甚至连绿豆都被炒成了“逗你玩”ღ✿，大蒜被炒成了“算你狠”ღ✿。“愿赌服输”成为投资界最时髦的道德准则ღ✿。

　　山东日照大蒜电子交易市场龙鼎盘ღ✿，多空对赌卷入数亿资金ღ✿，结果空头爆仓ღ✿，导致资金链断裂ღ✿，从春节前开始客户已无法从交易账户正常出金ღ✿，上万交易商既激愤又恐慌ღ✿。政府ღ✿、司法不得不介入ღ✿。在又拖入数家企业ღ✿，且向银行贷款2亿元后ღ✿，在多方订货价格的110%上ღ✿，强行平仓ღ✿。此举一方面违背了“愿赌服输”的道德准则ღ✿，导致账面暴利的多方对政府的怨恨ღ✿；另一方面ღ✿，在强行平仓后ღ✿，“各合约出现井喷行情ღ✿，被连续不断打上涨停板”ღ✿，赌博以更大的规模展开ღ✿。（见《经济导报》2009年8月31日《数亿资金对决期市》ღ✿、2010年2月8日《司法介入“龙鼎盘”争端》ღ✿、2010年3月17日《龙鼎盘多空对赌事件落幕ღ✿，空头彻底落败》）ღ✿。

　　这样的态势能够持续么？一个日渐失衡的机制已演化得“炒”声鼎沸ღ✿，仿佛唯恐“炒”势不旺ღ✿，监管方又开放了“股指期货”ღ✿，买空卖空正式合法化ღ✿。对经济调控当局ღ✿，“维稳”何异扬汤止沸？

　　“楮币久远必败”ღ✿，叶适ღ✿、戴埴等人的警告言犹在耳ღ✿。法币的明显特征是不受真实财富的制约ღ✿，在利润极大化机制的压力下ღ✿，法币的超额发行是不可避免的ღ✿，其逻辑后果又如何规避？由此我们看到ღ✿，所谓经济危机的本质是逐利资金超越真实财富而无限度地膨胀ღ✿。这不是实体经济现象ღ✿，而是货币现象ღ✿。为服务于分工ღ✿、交换而创造的货币ღ✿，异化为食利者的工具ღ✿，成了极少数人不劳而获ღ✿、盘剥多数人的工具绿巨人3.2永久破解版ღ✿，这就是金融资本ღ✿。

　　一个逻辑上自然的推论是ღ✿：由政府将这些多余的逐利资金控制起来ღ✿，或令其退出货币循环ღ✿，或转而弥补不足的“有效需求”ღ✿。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哈耶克问题ღ✿：财富控制权力ღ✿，还是权力控制财富？

　　在整个工商文明史上ღ✿，我们看到的现实是ღ✿，财富的地位越来越高ღ✿。而今大型跨国公司个个富可敌国ღ✿，它们的目标清晰而单一:为股东创造利润ღ✿。在它们眼里ღ✿，国家不过是宾馆ღ✿。它们操控制定的“国家竞争力”指标ღ✿，不过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标准ღ✿，恰如房客选择宾馆的标准ღ✿。对此ღ✿，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者有尖锐的评论ღ✿：

　　“自由资本主义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前途愿景的ღ✿，这个愿景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开放社会ღ✿。这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彻底抛掉国家的外壳ღ✿，全球强国统统大分裂ღ✿，国家公司化ღ✿，变为大大小小的有限责任国ღ✿，世界改由跨国财团的大公司直接统治ღ✿。这样ღ✿，企业化的国家就可以破产ღ✿，以土地和人民抵债ღ✿。”（李非《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

　　这就是维京群岛等“避税天堂”和瑞士等“洗钱天堂”繁荣昌盛的原因ღ✿，这就是“财富控制权力”的道路ღ✿。这条道路正被主流理论界描绘为“通天的大道ღ✿，九千九百九”ღ✿。

　　另一方面ღ✿，即便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期望的“权力控制财富”ღ✿，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回顾国家的起源和它数千年的历史ღ✿，它其实是精英集团控制社会的暴力机器ღ✿。大量史实表明ღ✿，它的本能倾向是保护精英集团的利益ღ✿，创造都市地区的繁华ღ✿。

　　在两极分化严重的泰国ღ✿，前总理他信曾试图改善农村贫困阶层的状态ღ✿，却被富裕集团用示威和政变赶下了台ღ✿，尽管他是靠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台的ღ✿。而支持他信的“红衫军”示威ღ✿，却遭到了“文雅帅哥”阿披实的血腥镇压ღ✿，阿披实的背后是城市富裕群体和军队ღ✿。

　　标榜“民主”的政府尚且如此ღ✿，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ღ✿，一旦掌控了全部社会资源ღ✿，有什么力量可以监督ღ✿、制衡它ღ✿，以保证它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ღ✿，而不是发育出一个靠权力暴发的新贵集团？从历史上看ღ✿，曾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ღ✿，无不发育出一个事实上不受社会监督的官僚群体ღ✿，在其“转型”之时ღ✿，普遍出现的是ღ✿：官僚集团将理论上的“全民所有”ღ✿，变为法律上的“国有”ღ✿，然后私分之ღ✿，迅速造就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ღ✿，使一个表面上“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ღ✿，在短短20年内就位居全球贫富分化的前列ღ✿。而对这一过程ღ✿，社会公众根本就无从置喙ღ✿。

　　进入“文明”社会之前ღ✿， 人类生存在一个个团体中ღ✿，每个团体靠亲缘维系ღ✿，而团体间的接触甚少ღ✿。在团体内ღ✿，民主是一个自然到无人注意的现实ღ✿。团体的“高层”是经验丰富ღ✿、见多识广的长辈ღ✿，他们作为家长ღ✿，本能地维护整个团体（也就是家族）的利益ღ✿，而无需标榜什么“觉悟”ღ✿、“奉献”ღ✿、“大公无私”之类ღ✿。

　　随着家族的扩张和各家族间交往的频密ღ✿，基于亲缘的社会维系能力渐弱ღ✿，而追逐私利的动机膨胀ღ✿。它一方面使人类在自然环境面前日趋强大ღ✿，一方面人们生存的社会日益超出了家族的范围ღ✿，社会共同体内ღ✿，分化出利益对立的群体ღ✿。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ღ✿，人类进入了“文明史”ღ✿。

　　从生物圈的视角看ღ✿，“文明社会”无疑日渐强大绿巨人3.2永久破解版ღ✿，生物圈中制衡其他物种的“相生相克”机制ღ✿，对人类社会渐渐演化成单向的资源利用关系ღ✿。

　　从“文明社会”内部看ღ✿，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同从未得到解决ღ✿。当初那种对氏族ღ✿、部落不假思索的认同早已远去ღ✿，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ღ✿，人们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ღ✿。集团内部发育出“忠义”之类的伦理准则来维系认同ღ✿，但在私利的作用下ღ✿，“翻脸比翻书还容易”ღ✿。于是有了“背叛”ღ✿、“内奸”之类观念ღ✿。在利益集团之间ღ✿，强势者压制ღ✿、奴役弱势者成了常态ღ✿。当两者势力相当时ღ✿，或是恐怖的和平ღ✿，或是血腥的战争ღ✿。从某种视角看ღ✿，“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ღ✿，所以史书上的高大角色ღ✿，多是战争英雄ღ✿。

　　追求全社会认同ღ✿，被视为迂腐而不现实的梦想ღ✿。致力于此的人成了社会的边缘人群ღ✿，他们创造了各种宗教ღ✿。宗教本质上是试图探索价值标准ღ✿，寻求全社会的认同ღ✿。西谚云ღ✿，“人人为自己ღ✿，上帝为大家”ღ✿，人们将社会认同问题扔给了上帝ღ✿。追求社会认同的各大宗教都发现ღ✿，问题在于抑制人类的物欲ღ✿。而工商文明的核心动力却是对物欲的无限追求ღ✿，连马克思都将对理想社会的希望ღ✿，寄托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上ღ✿。

　　当工商文明在19世纪的欧洲进入盛世时ღ✿，尼采借“狂人”之口宣布ღ✿：“上帝死了ღ✿！上帝真的死了ღ✿！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ღ✿，我们都是凶手ღ✿！”此时的欧洲ღ✿，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ღ✿。其实ღ✿，“上帝”早就被主流社会杀死了ღ✿。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放“赎罪券”后ღ✿，任何人都可以一方面追逐私利ღ✿，一方面用敛来的一部分钱财把自己洗成圣洁之徒ღ✿，并问心无愧地步入天堂ღ✿。走进任何一个香火鼎盛的寺庙ღ✿，都可以看见ღ✿：一方面是信徒们在贿赂神佛ღ✿，以求遂其私愿ღ✿；一方面是僧人们以神佛的名义受贿ღ✿。这俨然是一个产业链ღ✿，无怪乎释永信需要去拿MBA文凭ღ✿。世人们则热衷于议论哪个庙里的菩萨更灵验ღ✿。笔者的切身体验是ღ✿，为官ღ✿、经商者ღ✿，在庙里往往显得更虔诚ღ✿，难怪佛陀要大谈“末法时代”ღ✿。

　　今天危及人类持续生存的问题ღ✿，没有一个是工具理性（科学）不够发达造成的ღ✿，相反ღ✿，追根溯源ღ✿，它们的根源都是价值理性问题ღ✿。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ღ✿，价值理性须解决的问题是ღ✿：有限的外部资源ღ✿，有限的技术手段ღ✿，人类行为应遵循什么准则ღ✿，才能保障种族的延续ღ✿。人类学考察告诉我们ღ✿，我们的祖先选择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结构ღ✿，使人类度过了上百万年的岁月ღ✿。

　　人类进入“文明史”不超过1万年ღ✿，进入工商文明不超过500年ღ✿。这段历史中工具理性大大发扬ღ✿，但价值理性却陷入了佛陀所说的“无明”之中ღ✿。个人ღ✿、小集团的眼前私利ღ✿，压倒了整体的长远利益ღ✿。经史百部ღ✿，充满了尔虞我诈的记载ღ✿，“一将功成万骨枯”ღ✿，少数人的霸业ღ✿，以无数人的鲜血和性命为代价ღ✿；少数人优雅闲适的生活ღ✿，建立在无数人的辛劳ღ✿、贫困ღ✿、绝望之上ღ✿。一本教导人情世故的畅销书ღ✿，其标题竟是《我不是教你诈》ღ✿，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今价值理性的贫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整体生存ღ✿。继续回避价值理性问题ღ✿，指望靠工具理性就能将我们引出困境ღ✿，其结果必然是“文明史”将因“无明”而告终ღ✿。币游国际登陆官网ღ✿，五莲灰ღ✿，币游国际平台app下载